分化与重构——2026绿色发展展望

来源：绿色数智 时间：2025-11-25 点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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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绿色发展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组。距离《巴黎协定》达成整整十年，全球气候行动已从“制定目标、推进谈判”阶段转向“落实承诺、检验成效”的执行周期。然而，承诺与现实的差距正在扩大：当前全球升温轨迹仍远超1.5℃目标，极端天气事件频度与损失不断攀升，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全球绿色发展走向“分化与重构”。主要经济体中，美国联邦气候政策停滞，但民间部门和部分州政府仍维持绿色转型动力，显示市场内生需求。欧盟则进入“务实调整期”，绿色雄心有所降速，受多重因素影响，通过“综合简化方案”，对一系列绿色法规进行延期和简化。预计未来几年内，欧盟将持续在减排目标、经济竞争力、行政成本和技术可行性之间寻求新平衡。

　　与欧美“放缓”形成对比，中国及全球南方正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动力。中国在2025年提交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NDC)，首次提出全经济、全温室气体的绝对减排承诺，标志着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更大责任。通过南南合作和绿色技术出口，中国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零碳发展路径，全球气候行动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在产业方面，全球绿色产业链正加速重构，呈现出“南方加速、北方调整、中国外溢”的发展趋势。中国在光伏、电池和电动车制造领域继续保持压倒性优势，并快速渗透拉美、东南亚等市场。技术赋能与数字转型则正成为普遍共识的关键方向。其中，人工智能(AI)、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将在未来碳排放监测、气候风险预测和韧性提升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撑左右。

　　此外，“适应”已经从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次要选项”跃升为与减排并行的战略支柱。适应资金的落实严重不足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未来几年内，需要适应性投资持续增长，预计私营部门在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和项目实施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总体而言，全球绿色发展正开启以“落实与重构”为主导的新周期。在此背景下，我国在这场重构中正凭借规模优势、产业体系和创新能力乘势跃升，持续拓展战略主动权。2026年，也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将成为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攻坚期。对重点方向和趋势总结如下：

　　能源领域正加速构建以电力为核心的新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大基地建设、特高压输电、智慧调度体系、柔性负荷与储能等关键领域将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并重塑我国能源体系的运营模式。

　　工业领域将进入结构优化与绿色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在“稳增长”框架下，零碳制造、数绿融合、以旧换新及碳排放数字化管理等举措，将成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循环经济逐步成为产业新支柱，进入系统化推进、规模化扩张与价值链延伸的新阶段，其中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设备回收以及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等领域正成为突破重点。零碳园区作为绿色产业升级的实践载体，正在引领工业可持续转型和创新发展。

　　建筑与交通领域正加速迈向深度电气化，数字化与智能技术的系统性应用不断增强，推动全链条能效提升。

　　一、国际：绿色格局重塑，气候治理由虚向实

　　1.1 全球气候行动进展：承诺与现实差距正在扩大

　　2025年恰逢《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全球气候行动已从“制定目标、推进谈判”转向“落实承诺、检验成效”的执行周期。十年间，全球气温预测值已从原先的3-3.5°C有所下降;至2025年10月，64个缔约方提交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s)[1]。然而，承诺与现实的差距仍在扩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最新评估显示，即使在全面落实各国NDCs的前提下，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仍明显偏离1.5℃的目标路径，或将面临气候风险和损害的重大升级[2]。

　　从部门进展看，可再生能源、城市基础设施韧性、灾害预警系统表现明显改善，但森林砍伐、化石能源补贴、甲烷排放控制、适应性融资等领域仍严重滞后。

　　从区域格局看，在美国国内政治阻碍加剧、欧洲绿色政策进程受挫的背景下，气候行动的重心正从传统发达经济体转向“全球南方”。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绿色投资和减排技术上的系统性推进，正成为全球绿色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另一方面，南北差距呈结构性扩大态势，特别是在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气候数据透明度等方面。既有的国际资金承诺落实不足，承诺与行动之间的缺口持续累积。

　　进入执行时代，执行能力、资金流向方向以及政治经济稳定性正成为决定行动成效的关键变量。2025年11月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标志着气候治理从“规则谈判”全面转入“行动落实”，因此也被称为“落实之COP”(Implementation COP)。

　　总体来看，2025年的全球绿色发展主旋律并非简单的“加速”，而是“分化与重构”：一方面，多国加紧推进能源转型和气候韧性建设;另一方面，行动、资金和能力的差距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1.2 政策：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重构，政策协同与分歧并存

　　2025年，全球绿色政策体系呈现出“制度化协同”与“地缘化竞争”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多国在气候治理框架、金融机制和数据体系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协同趋向;另一方面，围绕低碳技术、绿色产业链和贸易规则的竞争加速抬升，呈现显著的地缘化特征，成为新一轮绿色发展格局重构的重要变量。

　　1.2.1 美国：联邦层面气候治理停滞，民间资本成为唯一亮点

　　2025 年，美国联邦层面的气候治理几乎陷入停滞。新一届政府逆转了此前《降低通胀法案》(IRA)中的关键条款，使美国清洁能源投资在 2025年上半年同比下滑36%[3]，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弱的一极。风电、新能源车、绿色制造等领域均出现项目延期或取消，使美国再次偏离其2030年NDC路径。

　　然而，州政府和民间部门的气候行动仍在维持一定韧性。部分州政府(如加州、纽约)继续推进州级脱碳目标，科技企业和可再生能源采购方面保持活跃。例如，美国企业过去一年新增约48GW的清洁能源采购[4]，显示出市场层面对绿色转型的内生需求。

　　1.2.2 欧盟：绿色雄心降速，进入“务实调整期”

　　2025年，欧盟仍处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先锋”地位，但其绿色政策优先级明显下降，从“高强度制度推进”转向“务实调整与成本平衡”。一方面，欧盟是全球唯一实现温室气体净减少的大型经济体，2024年排放量较前1990年水平已降低33%2，;另一方面，受经济复苏乏力、能源价格高位和政治压力上升的多重影响，欧洲正在重新评估其绿色法规的可行性与成本承受度。

　　2025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综合简化一揽子提案”(Omnibus Simplification Package,简称“Omnibus”)，旨在简化可持续规则、增强本土企业竞争力并吸引投资。目前，欧盟委员已先后发布四份Omnibus提案：Omnibus I和II分别针对可持续报告领域和投资领域的立法提出简化和修订方案; Omnibus IV则重点关注中小型企业的针对性立法修订。

　　这些政策调整背后主要有两方面驱动因素：一方面，欧盟当前面临债务压力加剧、产业竞争力下滑、地缘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竞争力”与“安全”已取代“绿色”成为欧盟的核心战略焦点。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出台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绿色法规进入实施期/试行期后，暴露出高成本压力、监管复杂、本土企业竞争力下降等结构性问题，使欧盟不得不放缓进度、重新评估减排路径的可操作性。

　　未来几年，欧盟将持续尝试在减排目标、经济竞争力、行政成本和技术可行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1.2.3 新兴经济体：中国带动“南方绿色联盟”,重塑全球气候行动重心

　　与欧美“放缓”形成鲜明对比，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力中心正加速向中国及全球南方转移。2025年11月，中国正式提交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5]，明确到2035年，实现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比峰值下降7%–10%，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 30% 以上，风电和太阳能总装机达2020年的6 倍、力争达 36 亿千瓦，森林蓄积量达到 240 亿立方米以上。同时，中国将新能源汽车推广、全国碳市场覆盖更多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社会建设等纳入定性目标。

　　对国内，新的气候目标不仅是中国首次提出全经济、全温室气体的绝对减排承诺，而且是迈向总量控制、制度工具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计划;对国际，此举标志着中国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承担更大责任，并有能力引领国际合作、填补美国后退的治理空间。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方面积极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深化南南合作、推动绿色技术对外输出等方式，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构建气候治理的“南方方案”，支持发展中国家直接进入零碳发展的可再生能源赛道：如，埃塞俄比亚已在2024年全面禁止进口新燃油车;尼泊尔通过大幅降低电动汽车进口关税，促使道路交通电气化。印度也借鉴了中国的产业政策模式，通过激励措施推动国内大规模安装光伏发电设施，并扩大本土光伏设备生产[6]。简而言之，在中国引领下，全球气候行动的重心正在转移。

　　1.2.4 全球：协同合作与地缘分化并存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加速重构的同时，绿色政策也呈现出明显的“双轨化”趋势：

　　一方面，制度与标准的协同性持续加强。

　　随着气候治理进入“执行时代”，各国开始从目标对齐走向规则对齐，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碳市场机制趋向衔接：《巴黎协定》第6.4条(Article 6.4)在今年取得实质进展，标志着全球碳市场进入新阶段;欧盟、中国、巴西等经济体在COP30正式成立了“碳市场开放联盟”[7]，首次以官方形式推动规则协调、数据互通与跨国市场连接。二是可持续金融标准加速对齐：COP30 上发布的《分类法互操作原则》、“巴库-贝伦路线图”等均推动不同司法辖区在绿色定义、核算方法和披露结构上的协同，以降低跨国投资摩擦，支撑私营资本规模化流动。三是气候风险数据和披露体系趋于一致，ISSB、TCFD、TNFD等框架在全球推广落地，使得全球逐步形成“同一套数据、不同层次应用”的气候信息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政策分化与地缘竞争同步加剧。

　　在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政策重新成为核心议题的背景下，各国围绕绿色产业链的竞争显著加剧。发达经济体纷纷升级其绿色贸易政策，包括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欧盟CBAM、《欧盟电池法案》及各类对绿色关键技术的补贴和本地化要求。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在氢能、锂电、光伏等环节加快本土化部署，把“脱碳”与“去风险化”绑定，导致绿色供应链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明显。

　　这种分化不仅源于经济和安全考量，也反映了全球绿色治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张力：南方国家强调发展权、能力建设和资金落实，呼吁发达国家扩大支持;而发达国家则倾向通过贸易措施保护本土产业，在隐性上形成新的“绿色门槛”。

　　总体来看，全球绿色政策体系正在从“单一多边路径”走向“多中心、多层次治理”格局：多边机制推动协同，地缘政治推动分化，两种力量此消彼长，将深刻影响未来十年全球绿色产业竞争结构与气候治理效率。

　　1.3 产业：绿色产业链将进入重构周期

　　产业方面，绿色产业链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显著加剧。全球绿色产业投资虽然整体增长迅速，但呈现出“南北分化”和“产能重塑”的格局。预计到2026年，绿色产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周期。对全球绿色产业当前发展特点和未来走向总结如下：

　　一是产业领域集中。当前全球绿色产业竞争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新能源、储能、电动交通和可再生材料。其中，新能源领域正围绕光伏、风电和氢能技术加速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储能赛道则在电化学储能、长时储能与关键材料环节出现激烈竞争;电动交通产业链的竞争重心从整车转向电池、充电网络和智能底盘等高附加值环节;可再生材料领域正在从生物基塑料、绿色钢铁、低碳水泥等关键品类向全产业链低碳替代加速扩展。总体来看，技术突破、规模化成本下降和供应链重塑正推动这四大领域成为未来绿色产业格局重组的战略焦点。

　　二是绿色产业链正呈现“南方加速、北方调整、中国外溢”的发展趋势。2025年上半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市场表现分化显著：

　　● 美国受新一届政府的气候与贸易政策影响，投资同比暴跌36%。开发商与投资者正在将资本从美国重新配置至欧洲，使得欧盟涨势强劲，与去年相比增长63%[8]。

　　● 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市场，占全球总量的44%。同时，中国正凭借成本和规模化优势将绿色产业输出至全球南方国家，产业链和国际资本也因此向南方国家迁移。

　　● 新型经济体(巴西、印尼、越南、阿联酋等国家)在此背景下成为绿色制造和绿色能源投资的新热点，形成新的增长极。其可再生能源投资比2015年几乎翻倍，但依然仅占全球的19%。

　　三是国际贸易与投资格局正在重塑。产业链区域化的趋势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产能布局逻辑，从“最低成本”向“综合风险管理”转变，政治、技术和供应链风险成为决定产能布局的核心变量。绿色技术供应链正在成为新的地缘博弈平台，各国都在争夺锚点产业，以核心技术和关键出口产品为切入，强化全球影响力。中国在光伏、电池和电动车制造领域继续保持压倒性优势，并快速渗透拉美、东南亚等市场。

　　1.4 技术：AI与数字基础设施赋能绿色治理变革

　　在各方气候政策分歧仍存的背景下，技术赋能与数字转型成为全球普遍共识的关键方向。各国均将技术视为扩大减排规模、提升治理效率的核心抓手，其中，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人工智能(AI)以及更广泛的数字技术体系，被视为推动低碳转型与气候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也成为当前全球气候议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共同趋势之一。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指为公共服务与社会提供基础性数字能力和平台的系统，如电子身份、数字支付系统、数据交换平台[9]。DPI被广泛视为连接气候目标、供应链数据、气候投融资及碳排放监测、报告与验证(MRV)体系的关键枢纽，正成为气候行动的新底座。

　　AI的应用范围持续扩大，在能源调度、风险监测、系统优化等领域显著提升了预测能力、资源配置效率和治理精度。但其快速发展带来的能耗增长、基础设施压力、数据治理等问题正在成为新的风险源，迫使各国重新审视数字技术与能源系统的耦合方式。2026年，各国及国际组织将加快制定绿色算力标准、低碳数据中心规范和AI治理框架。

　　数字信息技术则是确保数据透明与问责机制的核心支撑。通过物联网、遥感监测、区块链等，实现碳数据的实时采集、精准分析、可追溯记录和标准化披露。这类技术不仅确保减排数据可信、可核查，也为全球、国家及企业的气候承诺提供透明保障，是气候行动落地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AI与数字化技术也在2025年COP30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进展。大会期间正式成立了“绿色数字行动平台”(Green Digital Action Hub)、“AI气候研究院”(AI Climate Institute)、“数字公共产品(DPG)资源库”等。

　　未来，碳排放监测、气候风险预测和韧性提升技术将进一步普及，全球气候治理将正式迈入“数字化驱动的新阶段”。

　　1.5 适应：气候韧性治理迎来关键转折点

　　在全球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适应(Adaptation)已经从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次要选项”跃升为与减排并行的战略支柱。今年的COP30 将“适应”置于核心议题之一，并推动相关行动在资金、技术、治理和实施层面加速落地，被视为“适应气候变化进程的转折点”[10]。

　　一是全球适应行动由规划转向行动，政策框架进一步清晰统一。

　　截至2025年9月，有144个国家启动了国家适应计划(NAPs)的制定，67个发展中国家正式向UNFCCC提交NAP[11]，且各国的NAP正逐步与“全球适应目标”(GGA)对齐。GGA旨在为全球适应行动建立可测量的共同框架，COP30聚焦制定一个更具体、可量化的GGA指标清单，但各方在是否本届通过上仍存在分歧[12]。

　　二是资金保障加速落实，适应基金与损失损害基金进入全面执行。

　　近年来，适应资金规模显著提升，但缺口依然巨大。UNEP最近发布的《适应差距报告2025》指出，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需求将在每年3100亿至3650亿美元之间，而当前的适应融资规模仍停留在百亿美元量级。COP30上，最不发达国家集团提出，到2030年，发达国家应当将适应资金提升两倍，确保每年1200亿美元的适应资金。

　　在COP30上，对气候适应资金的落实取得了一定积极进展：适应基金(Adaptation Fund)收到多国政府新增的数千万美元贡献，将直接用于支持“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的落实[13]。应对损失与损害基金(FRLD)在大会期间正式发布首轮2.5亿美元资金征集公告。多边开发银行(MDBs)也宣布将继续加强对适应和韧性领域的气候融资，并强化对适应投资结果的衡量框架，以更好跟踪资金效果[14]。

　　此外，私营领域对气候适应的支持显著增强。比尔·盖茨在COP30前夕撰文提出“以人类福祉为核心”的气候战略理念[15]，并承诺盖茨基金会将在未来四年投入14亿美元，通过创新技术提升非洲和南亚农民的气候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根据气候工作基金会的《2025年全球气候适应与韧性资助报告》，全球气候适应相关慈善资金自2021年起持续增长，2024年达8.7亿美元(图2)。这标志着适应已从边缘议题走向全球行动的核心。

　　2026年，持续监测FRLD的拨款、MDBs创新融资工具的落地、适应结果指标的制度化是关键。中国已基本形成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和机制，下一步，预警、风险管理等基础设施将继续强化，适应融资机制将逐步成熟。

　　二、国内：“十五五”起势，绿色发展开启新篇章

　　2.1 中国气候行动跃升：绿色转型进入深化落实期

　　过去十年，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从最初的参与者和响应者，逐渐成为国际气候议程的重要塑造者和引领者。无论是在能源转型规模、绿色产业链建设、绿色技术创新，还是在南南合作、气候资金支持方面，中国都在以更自信的方式介入全球气候治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路径范式，也为全球气候行动注入关键动力。

　　从发展阶段看，“十四五”时期已为我国绿色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步入“十五五”，我国绿色发展将从制度搭建转向全面落地，呈现更加系统化、产业化、智能化三大特征：一是绿色转型由分散突破走向系统推进，能源、工业、交通、生态治理等各部门加速融合，科技与金融支持链条全面贯通;二是绿色产业从规模驱动迈向高质量竞争，重点关注结构优化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三是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关键底座，构建多层次、全链条的碳排放统计与核算体系正成为重点发力方向。

　　2026 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将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攻坚阶段。既要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按期实现，也要为2060年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202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发布，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独立篇章，对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绿色发展进行了系统性部署。对各领域当前进展和2026年发展趋势总结如下。

　　2.2 能源：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基础底座

　　新型能源系统建设是以电力为核心展开。生产端，电力是可再生能源最主要的产出形式，新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的主流。2025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2.68亿千瓦，同比增长99.3%，约占新增装机的91.5%，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接近全国总发电量的四成[16]。消费端，电能可以与其他能源直接进行大规模转换，通过推动终端用能再电气化可以实现“在地化零排放”(不产生直接排放)，为接入高比例绿电奠定基础。2024年我国电气化率达到28.8%，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35%左右[17]，并将持续提升。因此，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系统的基座。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24年，《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出台，系统部署了短期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关键任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将成为能源领域长期投资的方向。

　　电源侧，除有序推进“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水风光综合基地的建设外，预计分布式光伏将持续超越集中式光伏装机，成为未来光伏装机增量的主力，带来高投资需求。相较于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消纳约束较小。集中式光伏存在时空错配问题，需要配套建设如特高压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二是环境约束较少。西北光照资源地区，涉及生态红线、林地、草原等环境约束较大。三是调峰资源约束较小。集中式光伏并网对电网调度和调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025年上半年，新增分布式光伏装机1.13亿千瓦，超过集中式光伏装机的1亿千瓦。据统计，全国城乡建筑及周边预计可安装光伏装机达28.5亿千瓦[18]。传统火电方面，将聚焦提升深度调峰能力的技术改造，提升负荷快速响应调整的能力。

　　电网端，在提升输送能力的同时，构建智慧化调度体系和提升配电网承载能力。电力输送通道方面，随着西部大型集中式新能源基地加快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中新能源占比将不断提高，对特高压输电设施、配套电气设备以及调节控制技术的需求将显著增长。智慧化调度体系方面，大量新型电力主体接入使电力系统调控由“源随荷动”向“源网荷储融合互动”转变，柔性交流输电系统(FACTS)、直流电网等智能化调控技术加速应用。配电网承载能力方面，电动汽车、分布式光伏等高功率负荷集中接入，对配电网承载力提出更高要求，双向、波动的配电特征愈加突出。未来以实现电网全景感知与柔性控制为核心，配电变压器监测终端(TTU)、电源管理单元(PMU)、智能无功补偿装置、柔性开关等新型设备需求将持续增长。

　　需求侧，将聚焦柔性资源的开发和调用，缓解尖峰负荷和风光电力消纳问题，其中需求侧响应是主要方式，配套支撑性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需求将增加。典型硬件设备包括：智能计量与感知设备(如智能电表)、用户侧智能控制设备(如智能断路器/智能开关、智能家电控制器/嵌入式通信模块)以及边缘计算与通信网关等设备。典型软件系统包括负荷聚合商平台、虚拟电厂(VPP)平台和用户侧能源管理系统。

　　储能和绿色液体燃料[19]作为“弹性负荷”的角色，在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上发挥更重要作用。二者具有“能量时移”和“平滑输出”的功能，能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时间错配和出力波动。一方面，储能系统通过削峰填谷、提高风光消纳率实现系统稳定;另一方面，绿色液体燃料可实现“能量的储存和转移”，为钢铁、化工、重型交通等难电气化行业提供低碳替代方案，助力深度减排。

　　2.3 工业：稳增长与绿色智能制造并举，零碳园区成落地载体

　　2.3.1 “稳”字当头，供需两侧结构优化

　　2025年9月以来，十大行业稳增长方案(2025-2026年)陆续出台，明确了行业增长目标，并围绕提升供给能力、扩大有效市场、优化发展生态等方面部署系统举措。方案覆盖了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机械、汽车、电力装备、轻工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这十大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七成左右，产业链长、关联度高，是稳定工业经济的关键支柱。

　　从导向看，新一轮稳增长行动强调供需两端同步发力，重点关注结构优化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新动能、提升产业韧性。同时，“反内卷”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如电子信息制造业方案提出，要在破除“内卷式”竞争中实现光伏等领域高质量发展，依法治理光伏等产品低价竞争，并引导地方有序布局光伏、锂电池产业、梳理产能情况。

　　总体来看，随着稳增长方案的落地，十大行业将通过需求激活与供给优化协同发力，巩固工业增长基本盘。“反内卷”与创新导向将加速行业出清，推动资源向具备技术优势与合规优势的企业集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龙头，形成稳中提质新格局。

　　2.3.2 强化绿色制造与数字化等创新技术融合，推动工业低碳升级

　　一是推动绿色制造向零碳制造迈进。当前，工信部已将绿色制造作为工业领域“双碳”工作的核心抓手。截至2025年11月，全国已培育国家绿色工厂6430家、绿色工业园区491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26家。2024年2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40%，并鼓励探索“零碳工厂”建设。未来，国家将进一步巩固绿色制造成果，推动节能降碳向全过程、全链条的零碳制造转型。

　　当前，全球绿色发展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组。距离《巴黎协定》达成整整十年，全球气候行动已从“制定目标、推进谈判”阶段转向“落实承诺、检验成效”的执行周期。然而，承诺与现实的差距正在扩大：当前全球升温轨迹仍远超1.5℃目标，极端天气事件频度与损失不断攀升，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全球绿色发展走向“分化与重构”。主要经济体中，美国联邦气候政策停滞，但民间部门和部分州政府仍维持绿色转型动力，显示市场内生需求。欧盟则进入“务实调整期”，绿色雄心有所降速，受多重因素影响，通过“综合简化方案”，对一系列绿色法规进行延期和简化。预计未来几年内，欧盟将持续在减排目标、经济竞争力、行政成本和技术可行性之间寻求新平衡。

　　与欧美“放缓”形成对比，中国及全球南方正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动力。中国在2025年提交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NDC)，首次提出全经济、全温室气体的绝对减排承诺，标志着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更大责任。通过南南合作和绿色技术出口，中国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零碳发展路径，全球气候行动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在产业方面，全球绿色产业链正加速重构，呈现出“南方加速、北方调整、中国外溢”的发展趋势。中国在光伏、电池和电动车制造领域继续保持压倒性优势，并快速渗透拉美、东南亚等市场。技术赋能与数字转型则正成为普遍共识的关键方向。其中，人工智能(AI)、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将在未来碳排放监测、气候风险预测和韧性提升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撑左右。

　　此外，“适应”已经从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次要选项”跃升为与减排并行的战略支柱。适应资金的落实严重不足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未来几年内，需要适应性投资持续增长，预计私营部门在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和项目实施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总体而言，全球绿色发展正开启以“落实与重构”为主导的新周期。在此背景下，我国在这场重构中正凭借规模优势、产业体系和创新能力乘势跃升，持续拓展战略主动权。2026年，也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将成为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攻坚期。对重点方向和趋势总结如下：

　　能源领域正加速构建以电力为核心的新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大基地建设、特高压输电、智慧调度体系、柔性负荷与储能等关键领域将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并重塑我国能源体系的运营模式。

　　工业领域将进入结构优化与绿色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在“稳增长”框架下，零碳制造、数绿融合、以旧换新及碳排放数字化管理等举措，将成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循环经济逐步成为产业新支柱，进入系统化推进、规模化扩张与价值链延伸的新阶段，其中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设备回收以及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等领域正成为突破重点。零碳园区作为绿色产业升级的实践载体，正在引领工业可持续转型和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