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驱动全面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

来源：绿色数智 时间：2025-07-31 点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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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P.3)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加剧，绿色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和迫切的任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2](P.50)的发展理念，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P.5)的要求，不仅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更是体现中国共产党秉持“发展为了人民”的保证。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纾解环境压力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4]，其蕴含的新科技、新技术等理念不仅能够突破传统生产力发展藩篱，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与深化。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对于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和消费模式低碳化转变，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一、全面绿色转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走向高质量的关键路径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需求，根植于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也源于中国经济结构内部深层次问题的长期积累与显现。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源消耗和人口红利，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土壤退化等问题对人民健康和生活质量构成了直接威胁，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新时代以来，针对摆在国民经济建设上的拦路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5](P.363)，只有“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5](P.363)，才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路径。

　　(一)全面绿色转型是破解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困境的根本出路

　　发达国家在绿色技术、低碳产业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先发优势，正在积极推动全球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绿色技术和绿色标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新规则和新门槛。美国政府就曾提出“以绿色技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创造就业的根本”[6](P.488)，致力于用绿色理念为本国社会经济赋能，谋取更高的产品利润和国际声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绿色转型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只有通过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才能找到出路并解决这些问题。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看，绿色转型是破解传统发展模式困境的根本出路。依赖以能源、原材料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增长模式，虽在一定时期内带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但也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的积累，进而制约经济增长。“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7](P.3)，“胡焕庸线”东南方区域凭借优渥的自然禀赋，悠久的农耕文化，以40%的土地养育了全国超90%的人口，连片的工业化城镇，庞大的城市人口带给自然环境远超自我净化能力的负荷。早些年太湖蓝藻事件、北方沙尘暴以及阴郁不散的雾霾影响全国几亿人民正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力发展。而且水质、土壤的污染不可逆，“全国有约百分之十九点四的耕地受到污染,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占百分之二点九;有百分之七十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P.50)种种数据表明仅靠自然资源、人口堆砌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如果把握不好、处理不当，很可能导致经济失速、失业增加，也会给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冲击。”[8](P.707)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大压力，只有“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7](P.103)才是广大群众的热切期盼。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要处理好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打破绿色转型的层层阻碍，我们“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7](P.31)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现代化，这不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意味着要将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至发展的核心位置，只有“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9](P.13)，通过发展绿色产业、推广清洁能源、提升资源效率等手段，全面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转变。

　　(二)全面绿色转型是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安排

　　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变革，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竞争的新焦点，全面绿色转型是保持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要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加快推进绿色转型，提升在绿色技术、绿色产业领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绿色发展议程，推动绿色技术出口和绿色产品贸易，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也是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战略选择。新能源汽车产业不仅承载着减少碳排放、优化能源结构的任务，更成为中国产品、中国科技在世界的名牌。具体而言，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了电池技术、电驱动系统、智能化驾驶技术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这些技术的突破不仅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也为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了先机。特别在电池技术领域，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巩固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竞争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积极布局海外市场，通过技术输出、合作生产、品牌建设等方式，不仅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绿色出行的普及。党中央提出要“围绕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高效储能等产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领军企业，促进绿色产业规模化集聚性发展”[10](P.1737)。这种全球布局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能推动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此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还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转型，为共建国家提供绿色出行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绿色转型将助力中国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迈向高端，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更有利位置。

　　(三)全面绿色转型是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抉择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历史抉择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一理念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表明中国将绿色发展视为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现代化路径。这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的回应，更是对文化根基的呼唤与再现。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中国提出的这一理念却独具特色，根源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绿色转型不仅是中国响应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深刻契合中华文化“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历史抉择，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深厚智慧密切相关。要理解这一历史抉择的深刻性，需从中华文化的根本价值、历史传统以及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出发，探索绿色转型如何成为一种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然而这种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也暴露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汹涌的工业化浪潮使得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绿色转型成为中国历史性的抉择，它不仅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和超越，更是对中华文化深层次价值的重新认同与落实。通过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中国有希望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西方发展模式的道路，传承中华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范式。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一词在创立之始便蕴含了丰富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4]，其以数字信息技术和绿色科技为核心，强调知识、创新和技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新时代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理论阐释，新质生产力开始逐渐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步，也迅速走入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视野，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绿色转型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并发挥重要作用。

　　(一)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绿色理念的守正创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生产力观是以数据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为核心，重视生产总值和资本积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的征服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P.36)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还进行了深刻剖析，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带来科技进步、生产力爆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自然界对人的价值的初步论述，衍生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恩格斯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12](P.550)在商品经济阶段，没有自然界资源源源不断地哺育，经济社会发展犹如空中楼阁，摇摇欲坠，“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3](P.158)资本逐利的天性，资本家对经济指标数据增长的急于求成，对自然资源的蛮横掠夺，对社会、企业的人文关怀的缺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绿色发展理念背道而驰。而对自然界抱有敬畏之心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绿色理念的萌芽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把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基础，认为自然资源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恩格斯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2](P.559-560)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浓缩与精华，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与时俱进的最新标志。

　　(二)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提供根本动力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关系则是在特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根本动力。新时代以来，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为首的新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共同催生了生产力的新质态——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4],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国内生产关系亦经历了相应的调整与创新。首先，劳动关系正趋向于复杂化与多样化，个体劳动者逐渐从传统机械化劳动模式中解放出来，转向更为灵活的知识型与创造性劳动，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兴起，显著改变了传统雇佣关系模式，形成更为复杂的劳资互动结构。其次，生产资料形态经历了深刻变革，数据、算法、网络等非物质性生产资料逐渐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并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种变化进一步模糊了传统意义上资本与劳动的界限，为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提供可能。再次，社会分工与协作模式呈现出新特点，产业间融合与全球化分工的深化使生产力组织形式更加网络化与体系化。这一过程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中也对原有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挑战。当然，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矛盾的运动过程。这种矛盾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促进，即生产力的进步为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与不适应性，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时会导致某些传统劳动者被边缘化，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这就需要通过政策调整与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

　　(三)新质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奠定实践保障

　　传统生产力模式下，劳动者更多被视为工具性生产要素，缺乏全方位的培训和前瞻性的思维，劳动者参与下的固有生产模式造成了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对环境的忽视，导致了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然而，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性为核心，其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专业技术素养、环境意识和系统性思维。高素质劳动者能够通过学习和适应新技术、新工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生产过程的绿色化，同时在工作实践中体现生态责任感，从而形成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良性循环。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能够在绿色经济体系中从“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推动者”，劳动者将在这一过程中成为绿色技术推广和创新实践的中坚力量，从而达成人与自然和解的前提。在传统工业向绿色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者不仅是技能执行的实施主体，更是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机制的构建者和推动者。具体而言，劳动者在绿色技术应用、推广和创新中承担技术实施者和改进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需要深度参与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实践，将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实践不断优化技术流程，为绿色生产模式的创新提供直接实践支撑，推动整个生产系统持续升级。劳动者主动参与为绿色经济注入了持续的动力，也为社会整体绿色转型提供实践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4]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劳动者在知识创造、技术应用和生态价值实现中的综合作用，这一机理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形成技术与生态、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

　　(四)新质生产力在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双重维度上架构起新范式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提倡人与自然相融，主张遵循自然法则，而不是盲目违背自然规律以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现代化进程中的绿色转型与这一传统理念的内在契合性显而易见，它要求我们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与自然和环境的平衡，避免过度开采和破坏生态环境。新质生产力理论对人及人才的更高要求还引发社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变革，推动人与自然关系从对抗性矛盾向辩证统一的更高境界迈进，这种变革体现为主体性与他者性的重新思考。“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自身的和解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14]。工业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视为无生命的“他者”，忽视其内在的组织性与生态价值。中国社会的绿色转型不是学习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而是基于中华文化中的生态理念进行创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是最为重要的理念之一，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政治伦理上，也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天人合一理念强调人类社会必须顺应自然法则，尊重自然规律，并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关系。新质生产力则通过科技手段揭示自然的复杂性与主体性，使人类在技术实践中获得对自然“他者”的全新理解。如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更新：人类逐步意识到自己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整体性存在中的一环。这种意识推动了人与自然在伦理、文化与实践层面的深度协同，使自然从被压迫的客体转变为被尊重的伙伴。在这一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不仅重新定义生产目的与手段，更通过理念突破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升华，形成一种新的生态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的双重维度上架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实践动力和发展新形态。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指向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其协调机制深刻体现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产业优化等多个层面。“‘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5](P.362)节能减排，实现碳中和，蓝天保卫战等战略均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发展模式的探索与思考。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工具体系为代表的生产力，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根本不同于以往的新质发展”[15](P.22)，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传统生产方式中对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现象得以根本性改变，从而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一)新质生产力铸就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

　　从本质上讲，新质生产力的兴起是现代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转变的体现，是科技创新成为生产力主导因素的重要标志。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不断进步，传统生产力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在资源日益稀缺、环境压力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传统生产力发展后劲不足，发展上限面临着严重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依赖知识、技术和创新的新质生产力理念自然应运而生。“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6]，也是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技术成熟度不足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需要“加快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17]。由此可知，新质生产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社会转型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在新能源技术、绿色制造、智能化管理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许多尖端前沿技术，如碳捕捉与存储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电网技术等方面，还需克服技术细节的完善、成本效益比的优化等问题。由科技突破、颠覆性技术出现而产生的新质生产力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在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技术创新不仅体现在研发层面，更要注重技术实际应用。为此，要深化科技教育人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企业打通生产力上升通道。同时，要加强与国际科技界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提升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还需注意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推动各个环节的绿色化发展。当前，数字化、信息化、绿色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使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源得到了极大解放，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关键性技术进步、难点堵点的攻坚，不仅提高生产效率，也改变传统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结构，推动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新质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夯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极大推动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转型的步伐。特别在制造业和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和绿色转型，促使产业链延伸，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双重提升，从而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夯实基础。

　　首先，智能制造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而催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行业向更精细化、柔性化和绿色化的方向发展。智能制造技术依托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通过对生产流程优化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同时，绿色制造技术的应用，使生产过程中有害物质使用得到了严格控制，废弃物排放也大幅减少。“2013-2023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26%。”[18]这种转型提升了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在绿色能源领域，从能源生产、储存、运输到使用，全面推进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大力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绿色产业链，须知“支柱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19]，要紧紧围绕核心技术、尖端产品逐步扩大延伸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范围。“截至2023年底，中国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分别达4.41亿千瓦、6.09亿千瓦，合计较10年前增长了10倍。”[18]这一成就不仅体现中国在风能领域的快速发展，也展示绿色技术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中的巨大潜力。再次，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支撑。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实现对能源的智能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助力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近年来我国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动力，“2023年，我国信息领域相关PCT国际专利申请近3.15万件，全球占比达37.32%。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球占比超42%，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量子计算机、量子传感等前沿领域专利全球占比位居前列。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达40.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四成半，近五年年均增速达21%”[20]，这些数据证明我国在信息领域正逐步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

　　(三)新质生产力推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新质生产力理念的提出对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浸润作用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进程。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这一转变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引发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随着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得到有效控制，节能环保型产品逐渐成为主流。这不仅体现在制造环节，更在于商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和服务创新上，整个社会的生产与消费链条正朝着更加环保、高效的方向演进。“2024财年，阿里巴巴实现自身运营碳减排量达到232万吨，同比提升63.5%，阿里云自建数据中心的PUE进一步优化至1.2，保持亚洲领先水平。网易积极提升清洁能源应用比例，2023年购买清洁电力超过900万度，减少碳排放6339吨。联想集团可再生电力占比达92%，能源消耗总量较上一财年减少15487兆瓦时。”[21]同时，绿色生产方式的推广带动了绿色消费的兴起，如共享经济、可再生能源消费等新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消费习惯，推动了低碳生活方式的普及。其次，新质生产力还浸润人们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速绿色转型的步伐。随着新质生产力对传统产业的革新，以及智能化、数字化的普及，个人生活中对资源的依赖方式和使用效率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智能家居、绿色出行等新生活方式成为趋势，个人生活空间和出行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低碳环保理念。特别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能源消耗管理更精准，个人和家庭通过智能设备优化能源使用，减少碳足迹。这种变革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一种生活理念的转变，如“重庆市创建‘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探索碳普惠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助力居民绿色低碳生活。”[21]这种意识觉醒，配合国家及地方政策加以引导，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绿色转型。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趋势成为潮流，绿色转型的过程也因此更高效。